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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资助如何“助产”原创成果

2019-11-09 10:18:35

■记者王志康

最近,2019年诺贝尔奖的宣布无疑是世界上最令人担忧的事情。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只有少数科学家在年轻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大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是在他们科学研究生涯的中后期才达到这个科学高峰。

众所周知,除了强大的研究团队,诺贝尔奖获得者通常需要巨大的项目支持。可以说,研究经费对科学家能否获得创新研究成果甚至获得诺贝尔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什么样的筹资方式最有利于产生最初的结果呢?如何更好、更快地认可最初的成就?

长期援助和短期援助

从供资周期来看,有长期供资和短期供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秦文认为,“长期稳定的资助更有利于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为例。2014年,国家卫生研究院对项目融资方式改革进行了探索,建立了代码为“r35”的新融资方式。

这种“r35资助机制”改变了传统的“指南发布-项目应用-项目评估-过程管理与评估”的方式,并先后在六家研究机构进行了试点,主要为优秀研究人员提供长期稳定灵活的资助支持。研究人员可以快速处理新问题,抓住新机会,而不受预设研究目标的限制。减少研究人员编写资助申请和管理多个科研项目的时间;同时,确保首席科学家有更多的时间来指导初级科学家。

从资助周期来看,申请获得批准后,研究人员可以获得5至8年的资助。国家卫生研究院通常要求在第五年进行中期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发放非竞争性延续补助。

“与短期资助相比,这种资助模式更有利于科学家开展长期稳定的前沿研究。”沈秦文指出,在这种资助方式下,研究人员显然比其他需要竞争资助的人更具创新性。

然而,相比之下,在中国,长期资金非常少,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这些高风险项目最终会产生创新甚至颠覆性的结果。此外,评审者本身也处于原始的管理范式中,安全性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一致选择。因此,短期融资已成为主流。

正如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黄符涛在接受《中国科学杂志》采访时所说,在中国,个人或团队申请一门学科的最长期限通常是三到四年。“但是在科学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仅仅三四年的资助周期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要产生原创和颠覆性的结果。”

传统的项目资助方法周期短、流程多,给研究人员带来了项目申请繁忙、研究缺乏连续性、无法适应当前技术的快速变化等困难。可以说,我国很难产生原创性和颠覆性的成果,或者更坦率地说,很难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与此不无关系。

筹资周期和筹资目的

颠覆性原创成果的产出与资助周期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在黄符涛看来,与其讨论资助周期的长短,不如改变思维,即讨论科研资助的目的。

“目前,我们的许多话题都是对现有研究的评论和争论,这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为明显,在自然科学领域略胜一筹。”黄符涛说,我们应该从长远全局出发。无论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是其他跨学科的学科,国家一级都应该只考虑为资助目的设立专题,特别是探索性、原创性和颠覆性研究。“当然,这样的项目也应该有一定的资助年限,但不应该太短,比如第一阶段资助五到七年,第二阶段资助10到14年。无论如何,为了取得最初的成果,我们需要这种持续的科学研究支持,无论是对团队还是个人。”

在他看来,一门从零开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如果十年内无法完成,通常很难产生像样的结果。自然科学可能较短,但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无论是与日本还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因为在1958年至1976年期间,除了航空航天和军工等一些特殊学科之外,许多学科基本上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隔离开来。

"我们的科研工作应该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和历史原因."黄符涛认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中国想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体,它必须在全球层面设定目标。科学研究不仅要谈论解决中国问题,服务中国现代化,实现中国梦,还要服务国际社会。“更直白地说,如果一个人只扎根于中国,解决中国的问题,并想获得国际诺贝尔奖,这本身就有逻辑矛盾。”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涂有友和另外两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病治疗方面的成就。屠友友获得这一荣誉是因为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抗疟药物。青蒿素类复方疗法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治疗疟疾的最佳疗法,在全世界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换句话说,涂有友的研究是全球性和公益性的。

此外,黄符涛认为,像这样的课题应该给予40岁左右的中青年科学家更多的资格来参与申报,而不是只考虑资格,把资格留给有一定头衔的学者。

新旧学科

中国科学院院士、前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指出,我国存在进口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不足等严重问题。这创造了一种文化。“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选择的许多科技项目都是在国外完成的。我们习惯于拒绝支持有争议的项目,拒绝没有外国先例的研究,仅仅追求研究论文的数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科研能力缺乏信心。”

从科研经费来看,大部分资源分配给旧学科,而新学科获得的资源较少。

对此,黄符涛认为,这首先与中国的国情有关。

中国的科学发展有其鲜明的特点。从“双一流”建设学科的角度来看,自然科学大多集中在空间、农业、工程、生命科学等领域。,而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学科可以看到短期的建设效果,这与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因此,在这一前提下,一些传统和古老的学科很容易获得资助是不可避免的。”

与此同时,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科研经费是有倾向性的。与普通学者相比,国内一流学者因其资质、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而获得资源的可能性更大。

这两个方面导致了中国长期发展的老学科,如工程、化学、机械、农业等主要学科,合格的老学者更有可能获得科研经费,而年轻人很难获得资源,甚至很难找出哪些是主流学科,哪些是世界上有发展潜力的新学科黄符涛说。

在他看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促进新学科的发展,首先,我们应该增加对40岁左右的中青年学者的科研经费。同时,国内学者必须与世界上最杰出的学者和学术界保持联系。第三,有必要继续派遣大量年轻学者到国外最好的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特别是从博士生开始,以便与国际社会建立这种学术联系。

“另一点特别重要,即大学必须加强与研究机构和企业研发系统的联系。要想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就必须把握市场需求和科研需求。黄符涛说,在日本,自然科学领域至少有三位诺贝尔奖得主来自企业,企业对市场和科研需求比大学和研究机构更敏感。

原创性成就与科学规律

然而,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一东更加关注的是,科研资助或免费研究产生的原始成果如何更快地被科学界认可。事实上,这是一个更加紧迫和紧迫的问题。

在他看来,原始成果的完成需要三个环节,即制作、正式出版和获得认可,这三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然而,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科学界要取得并认可一项最初的成就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例如,1982年,以色列科学家丹·谢赫曼(Dan Shechtman)发现了铝锰合金的准晶相,提出了准晶的概念,并获得了2011年诺贝尔化学奖。在提出这个新概念后,他受到了科学界的很多批评,包括获得两项诺贝尔奖的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的公开质疑:“世界上没有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从1984年到1994年,鲍林对准晶的存在质疑了十年,直到去世才相信准晶的存在。

“谢赫曼伟大的原创性成就在被提出后的10年里被认为只是一个错误。这种现象在科学技术史上并不少见。事实上,这是符合科学规律的。”刘一东指出:“此外,我们的学术界似乎并不积极承认他们同胞的最初成就。”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Lu Dadao)所说,由于一两个量化指标不够或没有外国人的好评,一些人才和成就在各个评估点被科学爱好者当局拒绝和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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